top of page

醞釀

 

繼十九世紀在基督教界興起之宣教運動後,聖潔運動如春天之步伐,以穩健、堅定之步調,在美國教會醞釀一股潮流,而遠東宣教會之創立,加速了亞洲教會之覺醒與聖潔運動之推動。主後一九○一年二月,上帝興起了美國高滿牧師與日本中田重治牧師,他們在日本東京提攜合作,在同一異象和負擔之下開始工作,他們對於福音工作乃強調「四重福音」而不遺餘力。

一九○五年正式組織了「遠東宣教會」,以東京為據點,向亞洲地區開展了聖潔運動,這運動之宗旨與方向得到普遍的認識與肯定,一九○七年在韓國、中國大陸。稍後一九二六年在台灣,這運動如火如荼地四處烽起,直到現在不再挶限於亞洲地區,遠東宣教會亦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擴大組織及工作範圍,改稱為「國際宣教會」,其組織也日漸龐大堅固,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蒙福現象。

 

成立-遠東宣教會成立的經過
 

遠東宣教會最初是由一群熱心於傳福音事工的東西方基督徒,在日本組織的宣教團體。後來在美國成立總會事務所(總部新址在印第安那州綠木市)。一九○一年高滿夫婦和中田重治牧師在東京成立了「中央福音傳道館」,東京中央福音傳道館成立時,他們的志向是只有佈道而不開設教會。但後來的宗旨,只在沒有教會的地方開設傳道館。

然而對於急遽增加的教會所需之傳道人員,產生供需失調之現象,因之附設開辦「聖經研究班」訓練傳道人員,一九○四年擴展為「東京聖經學院」,而在當然開課之初,只有四名學生,但三個月後增加至十名,名解經家米田豐牧師乃初期學生之一。

 

當時除了開設傳道館之外,也進行電信、監獄、工業及麻瘋病患的傳道工作。除了日本的事工,他們又根據原初的異象把宣教拓展到韓國(一九○七年)、巴西(一九二五年)、中國大陸(一九二五年)和台灣(一九二六年)。

 

創立-台灣聖潔教會的創立
 

一九二六年元月在日本東京聖經學院內,日本聖潔教會全國教會舉行每年一次的「新年盛會」,會中中田監督強調台灣傳道的時期成熟,並當場呼籲工人前往台灣開拓工作。當時東京聖經學院在學中的安部藤夫牧師接受呼召,決志到台灣工作負起艱難的使命,安部牧師雖然剛入學二個多月,然心中愛靈魂的熱切決然勇往直前,安部牧師就讀東京聖經學院之前,已在救世軍工作一段時間。

 

同年一月十一日中田重治監督和安部籐夫福音使,從東京出發到神戶,搭乘九千噸的「吉野丸」輪船於十五日啟程,十八日到達台灣基隆港,當時在岸上迎接他們的有井上伊之助、龜山、陳芳本、陳溪圳四人。他們先作全島(西部)巡迴佈道,大部份聚會是在長老教會禮拜堂舉行。一月三十日晚上他們在台北市借用「台灣日日新聞社」樓上舉行台灣第一間聖潔教會的發會式(開幕典禮),參加此次盛會者有數十人,其中有須田清基、陳芳本、陳溪圳等。開幕典禮的開會由三宅牧師致詞,中田監督在會中證道。次日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主日崇拜假御成町一丁目十番地(中山北部一段),租用店舖二樓舉行,參加聚會有二十多人,安部籐夫福音使受差派為第一任駐堂牧師。台灣聖潔教會於焉發足。

 

關閉-春天的霹雷-教會被關閉

 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,日本帝國主義者,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,攻襲美國真珠港,挑起了歷時四載的太平洋戰爭,初期戰事順利,日本政府陶醉於征霸世界的美夢,但面對被激憤而睡醒的少壯獅子威猛的反擊,加上從一九三七年在中國大陸之纏戰,日漸不支,疲態畢露。

 

日本政府先是以成立了「大政翼贊會」,統合了各政黨,處心積慮為貫徹其帝國主義政策而不遺餘力,無所不用其極,繼而於一九四一年六月,強迫日本各教會團體,服從政府方針,簽訂「合同宣言」,成立了「日本基督教團」,伸展控制教會之手段,日本聖教會被編列在第六部,日本教會被編列在第九部,就此可窺見日本政府控制教會之陰謀。

不久戰事逆轉,日本皇軍節節敗退,誠如:「上帝要毀滅一個人,先使其瘋狂」,義、德,兩國相繼被擊潰,日本猶作困獸之鬥,為加緊對國內之控制,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以違反「治安維持法」為由,逮捕監禁日本聖教會車田、米田、小原以下三十多名傳教者,更以日本聖教會:

 

(一)反對戰爭,指責日本政府未經宣戰,對真珠港發動偷襲。

(二)唆使信徒拒拜神社(曾任台北聖教會牧師之板倉敏夫與馬偕博士之女,曾就此事同向台灣總督府提出抗議,但未被採納)。

(三)否定日本天皇之神格化,天皇亦人,既為人,應有原罪,如不悔改必須受上帝的審判與刑罰。

(四)基督要再臨建立千禧年王國,治理全世界,日本也必須接受其治理審判。

(五)信徒有從事通敵間諜之嫌疑。

(六)信徒過份關心猶太人,別有企圖(因軸心且同盟之德國有極端之反猶主義)等莫須有罪名加諸日本聖教會,並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下令關閉教會,禁止一切傳教活動。

 

據高進元牧師所著「台南聖教會開拓史」中有一段論及此事:「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禮拜日,由於大部份會友還不知道教會曾於四月八日奉令關閉,仍然前來聚會,當我宣佈這個消息以後恍若晴天霹雷,大家禁不住痛哭流淚,會堂內滿地都是悲憤的淚水,眾信徒惶惶不知所從,散會後仍遲遲不願離去......」。日警逼著教會交出信徒名冊、檔案,高牧師威武不屈,堅拒日警之無理要求,義正詞嚴,表示願一人承擔一切責任,後來教會被政府徵用為「雜貨配銷所」,在西港牧會之王錦源牧師亦深受日警之困擾,教會遭遇關閉之厄運,藏書概被沒收(幸虧王牧師於光復後任北門區署民政課長之職,找回一部份),許洲木牧師剛從日本返台任大稻埕聖教會傳道,協助林天生先生之牧會工作,日警搜查教會時,首當其衝,其全部書籍被沒收。新竹之劉建珍先生、鄭琇鳳女士也屢被傳訊,遭逼恐嚇脅迫。

 

重建-台灣聖教會重建及成立過程
 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,日本政府結束了對台灣五十年之久的統治,台灣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下得到釋放,這不但意味著政治方面獲得較大的自由、民主的空間,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得到了自由伸展的機會。因此台灣的基督教會突破了一些禁忌與限制,向廣闊的天空展開翅膀,擴展上帝帳幕之地,張大了神聖居所的幔子,放長了福音宣教的繩子,越過高山峻嶺,遍及僻壤海角,神的話無所不及,主的道所不遍,自一九二六年創立的「台灣聖潔教會」也成為歷史名詞,取而代起的是:「基督教台灣聖教會」。

「台灣聖潔教會」行政的核心仍屬日籍傳道人員,會友多數也屬僑居台灣的日本人,直至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下令關閉「台灣聖潔教會」所屬各會所。是時已有十六間教會,十八名傳道人員,信徒家族數一七四七人,而其中純屬台灣人聚會的教會祇有:西港、佳里、台南及新竹、台北、大稻埕、苑裡等教會,但這些教會也遭遇了日本政府下令關閉遭池魚之殃,會友四散(大部份參加長老教會),牧者也被迫改行,因無羊可牧,在此蟄伏期間,忠於事主者,仍以祈禱托住渙散之會友信仰、靈命,把正式聚會改為家庭查經方式,維繫了會友之間之交通。

 

如今台灣重見光明,過去的統治者紛紛被遣散返日,除登記產權為日本人所有之教會,被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外,台灣人的教會也陸續復起開展工作。先是同年十月七日高進元牧師重整旗鼓,重新開始台南聖教會傳道工作。繼而十二月二十五日,以聖誕節為契機,王錦源牧師、孫士勸士也在西港揭揚了聖潔真理的旗幟。新竹聖教會也如睡醒的獅子般地振奮起來,聖工突飛猛進,聘請王錦源牧師前往牧會,聖工因之大大興旺。一九五○年,由高進元牧師發起,籲請同道,向台灣省政府提出了組織人民團體之申請書,於是組織教團之呼聲越來越高,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於台南聖教會召開發起人會議,由資深牧長組織籌備委員會並選舉王錦源牧師為主任委員,進行籌備事宜,繼而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,議定於五月十日於新竹聖教會舉行成立大會,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奉准組織人民團體並定名為「台灣省聖教會」,直至一九五四年才更改為「台灣聖教會」延用至今。

 

既有了組織,對於急劇增加之會所所需之傳道人員發生供需失調現象,於是王錦源牧師在新竹開辦「台灣聖經學院」,造就大量傳道人才,為台灣聖教會加添了一些生力軍。

 

組織-制度與組織
 

教會雖謂屬靈機構,但既以人為構成要素之一,必須有制度、組織、機構來加於規範,使之納入正規,在秩序與紀綱之約束下,運營一切事工。本會在組織上,於一九五一年初創時採用「理事制」,延用一般人民團體之理監事制度,

 

一九五四年由「理事制」改為「委員制」,將權力集中在三人委員身上,

一九五七年由「委員制」改為「會督制」,權力之焦點集中在會督身上,

一九六○年為分散浩繁之教會事工,徹底實行分層負責,把會督制改為「執行委員制」,

此一制度實施二十八年之久,歷時十屆,至一九八八年始採用現在之「總會制」。

 

本會在制度上雖然採用監督制,但廣大之民意卻未被忽略,「理事制」時有「信徒代表會」,為最高權力機構,「委員制」時代就將行政與立法分開,立法機構有「教團議會」,最高權力機構有「年會代表大會」。執行委員制時,「年會代表大會」仍然存在,直至一九七二年第十八屆年會代表大會時,咸認此一組織未免有疊床架屋,不具實質權力作用而廢除「年會代表大會」,祇剩「教會議會」獨挑制衡作用,制度是隨時代之需要而改變,就是一個最理想的制度也未盡完美。但「執行委員制」在二十八年中負起了教團行政調度和運營的原則,雖然此一制度已由總會取代,但正面之價值應被肯定。

 

一九八八年二月本會改為「總會制」,「總會制」權力機構放在總會大會,而總會委員會係決策單位,執行單位則有總幹事及各局、部實際推行會務。

 本會組織制度之演變如下:

 

一、理監事制(一九五一年~一九五三年)
二、委員制(一九五四年~一九五六年)
三、會督制(一九五七年~一九六○年)
四、執行委員制(行憲前:一九六○年~一九六一年)
五、執行委員制(行憲後:一九六二年~一九八七年)
六、總會制(一九八八年至現在)

bottom of page